明中期，随着白银逐渐成为固定的流通货币，商品经济得到了增长，这也为大商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晋商和徽商两大商业集团。

晋商的崛起主要依靠政策和地缘优势。明朝时期，为了维持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边界驻军的给养，允许军民进行“互市”，这使得山西商人能够利用地缘优势，将内地货物贩运至边疆，从而获得了第一桶金。晋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富起来，成为最早的一批富商。

与此同时，徽商的兴起则主要得益于地缘优势。徽商临近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大市场——长江三角洲。新安江横贯徽州，使得沿新安江而下可以到达杭州，进而进入江浙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通过内河航道，徽商可以连接苏、松、常、太各府州。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网使得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得以外运，回程则可以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这些良好的条件大大促进了徽商的发展。

晋商和徽商在兴盛时间上有所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而徽商则在明中叶开始活跃。晋商的衰败主要发生在清末，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衰败。徽商的衰落则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特别是盐法改革后，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徽商从此开始走向衰落。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尊奉关公，将其作为最尊崇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行为和经商活动。而徽商则尊奉朱熹，将其作为最尊崇的人物，将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

晋商和徽商的宅邸也各有特色。晋商的宅院体现了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宽敞且具有城堡式建筑特点。而徽商的民居则注重内部装修雕刻和陈设，具有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的特点。

总的来说，晋商和徽商的暴富社会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善于利用政策和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